段蓉萍

　　滚烫的热泪涌出眼眶时，我给大光发了条微信。问他在玛纳斯，还是在昌吉。一刻钟后，没有收到他的回复。便拨通了他的电话。语音提示：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我心一惊，不会有什么事吧？对一个退休近10年的人来说，不应该存在关机的情况。此时，微信叮当响了一下。再看是他的语音留言，说他在昌吉，带外孙呢。并邀请我去家里玩。

　　安然无恙。我的心平复下来。

　　那是1988年的一场考试中，坐在同一考场，且是前后座位的大光与我认识了。再后来，我们在昌吉完成3年的读书时光。那时他年轻，那时我青涩尚未褪尽。

　　他的魅力来自与生俱来的幽默，他总是乐呵呵的样子。我被他逗笑是他说的一句话：“我们家丢的瓷娃娃，在这找到了。不行，现在就得领回去。让别人拾上去，这么大的昌吉，太难找了。”一见人就紧张的我，咯咯笑出了声。

　　早先他在玛纳斯工作，他把班里的每个同学都当亲兄弟姊妹看。那年冬天，他请了八九个同学去玛纳斯玩。别的不说，车票也要不少钱。穷学生出门，每一分钱都珍贵无比。他站在国道边，把右手向前一伸，给大家挡车。一场穷游拉开序幕。

　　容纳近20个人的桌子，他自然是主角。酒菜是其次，关键他对每个人说的话令每个人都满心欢喜。我算是年纪小的一位，他自然多关照几分。

　　旺盛的精力，让他成为一个闲不住的人。工作中，他是坐不住的，酷爱下基层。他说：“我来自群众，一定要到群众中去，只有和群众在一起，浑身的肌肉才是自由的。”他说这话时，振振有词站在那里，一副演说家的派头。实际上他只是一名普通机关干部。

　　业余时间，他更闲不住。要么跟着摄影师去赶日出日落。要么跑去吉木萨县敲开那位酷似“冯巩”的同学家的门。他眼睛闪烁，一脸平静地说：“这么大的人物来了，也不迎接一下。”搞得“冯巩”哭笑不得。

　　他来看我，没提前打招呼。冷不丁到了我单位门口才拨通电话说：“请往门口一米处瞄一下，有人找。”别逗了，开什么玩笑，100公里路程，少说一个多小时，要是堵车，得两小时开外。“说到就到！我什么时候当过小狗小猫！”一听这话，我忙爬在窗前看，呀，他果然在楼下。难道他是孙悟空转世，能脚踩祥云。我急慌慌跑下去。他笑得眼睛成了一条缝。

　　这样出其不意的行动，在他身上发生过多少次，估计他自己都说不清，旁人更无法得知。这像是埋在地下的宝藏，成为秘密。

　　又一年，我突然听说，他因糖尿病并发症导致眼底出血，住进石河子医院时，心里又恼又急。恼得是，我曾多次劝过他，别胡吃海喝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看吧，病来了，再别想跑了。可更多的是牵挂与关切。那个周末，我把孩子丢给母亲，搭车100多公里去医院看他。站在病房门口，什么也没有说，眼泪出卖了脆弱的心。他跟没事的人似的，拉我坐在凳子上说：“好好的，又不是奔丧，哭啥呢。我中流砥柱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！我给阎王爷打过招呼了，目前不缺我这样的人，需要的时候，会提前打电话。”我扑哧笑了。

　　疾病缠身近10年，严重是不能行走，若打过去电话，他依然笑呵呵。我努力在记忆中搜寻他悲伤难过，或者颓废沮丧的镜头。哪怕片刻的表情，翻找了许久，在记忆的褶皱中，始终没有捕捉到这个画面。

　　时光冲刷过的春夏秋冬，他不再是同学，已经是我生命中无法替代的兄长。宽厚仁爱、体恤包容。我无论说什么样的狠话，他当是翻过一页书，扭头又是最初的样子。

　　我父亲是今年5月去世的。他得知消息后，约了几个同学，驱车百十公里到殡仪馆吊唁。他走路依然不利索，可拒绝我的搀扶。他对我说，老叔是共产党员，我和你都是共产党员，共产党员的一个品质，就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坚强。

　　寒流来了，天越发冷了，忙乱中的我，突然想起了他。我不知从哪里看来的一句话，被人牵挂是幸福的。我希望他一直是幸福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