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建军

我与《昌吉日报》的相识，是在36年前，那是1987年的春季，那时我在昌吉市农业高中读书。

记得4月的一天，学校组织师生在校园进行植树劳动。我们班分配的任务是离学校大门口不远的地方。这天上午，大家正热火朝天地整树田、挖树坑时，突然，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快！路边有人晕倒了。”大家随着喊声望去，原来在学校大门口外一位等公交车的人跌倒在路边。随即，我们班的一群同学冲了过去。原来，那是一位孕妇，附近村子的，她等车去城里，不想突然临产，痛得跌倒在地上呻吟。跑过去的同学得知情况后，能搭上手的男生、女生连抬带扛，将孕妇送到了校医务室。经过校医的及时救治，这位孕妇平安地生下了孩子。学校一位名叫赵鑫的语文老师把这件事写成了一篇新闻报道，没几天，这篇稿子就上了《昌吉报》。这篇文稿经校广播站播音员播报后，在全校师生中引起热烈的反响，我们班以及当时参与救人的同学一时成了学校的“明星人物”，大家都为上了报纸而兴奋不已。让我感到新奇的是，我们居然也能上报纸并受到表扬。由此，我认识了《昌吉报》——我自己家乡的报纸。当时，在文科班就读的我随即萌生了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梦想——什么时候能在《昌吉报》上见到自己的文字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“豆腐块”。

高考落榜后回乡务农的我，一次赶着毛驴车到乡里买化肥，路过乡政府，看到大门口石碑上贴着一份招聘启事。大意是乡文广站招聘一批业余通讯员，经过培训后，他们将为《昌吉报》和昌吉人民广播电台写稿子。本来就不想舍弃读书，我把驴车拴在路边的电线杆上，毅然走进乡政府，找到广播站报了名。没几日，乡里通知我们去参加通讯员培训班。记得昌吉报社的编辑记者们为我们讲授了如何写新闻消息、通讯等课程。随后，我开始学写新闻稿。

记得第一篇稿子《横祸无情人有情》，写的是我村一名老党员、老干部家中妻子遭遇车祸受伤住院，因家中无劳力，全村党员、团员义务为他家搞秋收的事。我采访了当事人和村干部，并到秋收的晾晒场上实地察看，最后形成一篇新闻报道。没想到很快被登出来了，拿到样报的那一刻，我激动得无以言表，当时就拿着自己的文字变铅字的报纸去村上“表功”。村领导看到后很高兴，鼓励我好好写，多写村上涌现出的好人、好事和新风貌，于是，农闲时我就拿支笔，带个小本子去采访。由于眼界和水平问题，写得多，采用得少。

就这样，大概过了一年多，有一天，村上的党总支书记李宝元找到了我，说村上缺少一名团干部，如果我愿意，让我担任村上的团总支书记。当时，我非常忐忑，感觉自己没干过，怕干不好。李书记说，没事的，慢慢学，慢慢干，只要有写稿子的精神和劲头，就没有干不好的事。在李书记的鼓励下，我毅然承担起了村上的青年工作。

这样一来，我写稿的条件也更加便利了些。村上征订有各类党报、党刊，我又兼任了村上的宣传员、文书等工作。分发报纸刊物的工作使我能在第一时间读到《昌吉报》。那时候乡邮递员每星期往村上送一次报纸。每次报纸一送来，我第一时间抽出一份《昌吉报》珍藏，闻着它的墨香，给人心灵上莫大的精神享受和慰藉，先睹为快，急速浏览一遍，珍藏，随后慢慢地一版一版地细细品读。

就这样，在村上担任村干部的十几年时间里，每年都有若干篇新闻报道被《昌吉报》（也就是现在的《昌吉日报》）所采用，这也是我那些年来最大的精神财富。

后来，由于各种原因，我离开了村干部的岗位，辗转于南北疆打工谋生。前些年，我有幸谋得一份到昌吉州某中学给师生们售送大桶纯净水的工作。在这样具有浓厚文化氛围和书香气息的环境中工作，课间送水休息之余，我总觉得缺少点什么。对，缺少读书！这不禁又勾起了我读书看报的欲望。当时看到学校有一位叫徐刚的老师每天送报纸很是敬业，有一天小心试探性地问徐老师，我能否订一些报刊。徐老师爽快地答道，当然可以呀，于是我自费订了《昌吉日报》和《回族文学》杂志。

为了投送方便，我把存水库房的窗户打开一条缝，送水时我不在，徐老师可以把报刊从窗缝中塞入。就这样，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《昌吉日报》，既充实了我送水单调乏味的生活，又增添了我学习的情趣，真是两全其美的事。这期间，我又提起了笔，试着给《昌吉日报》副刊投稿。先后写了《忘不了，奶奶的馊馍馍》和《回忆高考》两篇随笔投寄报社。投稿后，负责日报副刊的刘河山老师给我打来电话，告诉我稿子收到，内容尚可，就是现在不用纸质稿件，要用电子版发送到邮箱。当时我不会用电子版投稿，河山老师说那就等哪个记者或编辑抽时间给我打出来，并告诉我如何加入副刊作者QQ群，当时的我非常感动。之后，我写的两篇稿子先后被《昌吉日报》副刊采用，给了我莫大的鼓舞。

如今，已过知天命年龄的我在政府单位从事保安工作，有时看到保洁员推出大捆的废旧报纸去处理，我总是要一些《昌吉日报》。她们不解地问，要这干啥？我回答说，看呀。她们笑着说，看来你还挺爱学习的。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但是，没有办法呀，谁叫我对《昌吉日报》爱得太深而念念不忘呢。

诗样情怀，从《昌吉日报》开始……